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日前，在持续一年多、正进入收尾阶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张中央首次晒出的“红包”整治清单引发关注。（10月9日，新华网）

“红包”文化可谓中国独有现象，从最初给孩子的压岁钱，到后来的婚礼与亲友分享喜悦，但自从改革开放后送礼风气蔓延，“红包”文化也逐渐变味，心照不宣之下，人情与关系也开始“按质议价”，“红包”也赤裸裸抛开小红纸袋，向大信封、购物卡、银行卡进化。

在如火如荼的“八项规定”、走群众路线浪潮之下，我们看到这张由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出的“红包”清单，虽然寥寥不过百字，却透露出许多数据：收红包的占全部公务员数量的0.14％，主动与被动上交红包的比例为2.5％、97.5％，而主动上交的“红包”的平均每人5200元，而没主动上交的，但被查处的平均每人98039.21元，即这2550恋恋不舍者大“红包”金额总计相当于主动10多万上交小“红包”的一半还多。

看到了这里，笔者不由想到了一个问题：主动上交红包的10多万人交的真都那么甘心彻底吗？这就像现在那些住校的中学生：学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手机必须上交给老师保管，于是“智慧”的学生纷纷想出了对策，或采购一个仿真手机模型交给老师，或交老师一个淘汰版手机自己留一个智能手机。相比之下，官员们远比学生们更“机智”并深谙“游戏规则”，这其中又有多少人是交小“红包”留大“红包”呢？官场红包文化的背后是人情腐败，每一个红包的实质，都是为了通过权力之手换得数倍于红包价值的利益。换言之，上交红包的抗拒力远远大于学生向老师上交手机。

今年5月，一女子给山东烟台团市委书记王东锴送装有购物卡红包的视频在网上流传，7月，山东省纪委发布通报，王东锴因接受购物卡被撤销党内职务，收缴违法所得。可想而知，王东锴正是全国被查处的2550人中的之一。从一个团委书记都敢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收红包看，我们就知道：手中有点权的都想悄悄换点钱。那么没有被查处的又有多少呢？王东锴这样在的收红包典型也只是被暂时撤职，级别上他依然还是名处级干部，那么全国10多万清退红包的又有多少人是被免予党纪政纪处分呢？

总之，“红包”清单不能止于统计一个漂亮数字，更应该依此当做一个举报线索，细查送红包源头，收红包之总数、大小，并拔出“萝卜”带出“泥”，在传递震慑中，让更多执观望态度者上交红包更主动、更彻底，而之让中国红包文化真正回归喜庆与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