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从“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五个环节对垃圾分类全流程予以规定。根据《规定》，单位和个人应该“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违者，个人最高罚200元，单位最高罚5万元。（5月27日《广东建设报》）

据了解，我国目前600多个城市中近三分之二的城市被垃圾问题所困扰，堆存的垃圾总量达70亿吨，垃圾已侵蚀掉我国80万亩的土地，其对大气、地下水造成的污染和大量滋生的蚊蝇传播的疾病，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如果得不到科学、有序的收集、分类、运输和处理，势必造成环境污染，危及城市的发展。因此，广州市探索通过罚款的方式，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垃圾分类问题，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

然而，罚款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垃圾分类有序推进，但终归逃不过以“罚”代管的观感，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分类困局。

首先，垃圾分类重在习惯养成，一朝一夕难以改变陈年痼疾。目前，在垃圾分类观念和习惯还未普遍形成的初始阶段，多数人还不知、不懂和不愿分类，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良性的引导并提供相应的便利。比如，派发宣传手册指导分类工作、免费配备专用垃圾袋和垃圾桶，等等。如果没有这些配备，家庭垃圾分类也就无从谈起，还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其次，为违法者处罚还涉及到如何罚得准及如何奖罚结合的问题。一方面，扔垃圾是在楼道、楼下等相对私密环境里，难以对号入座调查取证，做到罚当其罚。另一方面，北京市早年制定垃圾管理条例时，因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而最终将草案中的罚款条款删除，将“枪口”调向管理者，突出管理部门的职能发挥与问责，显得稳妥而务实。放眼境外垃圾分类的成功范例，无不是采取“萝卜加大棒”之策，即惩罚加激励，而非仅仰仗罚款。相比之下，广州倘若以罚款为撒手锏，而无配合具体激励措施，仅凭罚款“一条腿”，其震慑力就尚待观察。

更重要的是，任何一项法规都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垃圾分类的具体执行也非轻而易举。上海市自去年5月1日起就实施对未按规定投放垃圾实施处罚规定，但至今鲜见开出罚单。广州若要开罚，谁来取证、执法，罚不罚得了，无疑都是难题。“控烟条例”执罚只靠多部门统一行动才罚到几单，平时约束力几乎为零已是教训。倘若法规一再沦为纸上谈兵，势必破坏法规应有的严肃性。对垃圾分类管理建章立制，也必须预先权衡其可行性及利弊，力戒操之过急。

说到底，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罚款顶多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且需要慎之又慎。面对垃圾分类这一时代命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困局，还需要相关部门良性引导，先提供便利设备、教会市民如何分类，耐心做好解释和宣传推广工作。同时，从投放、运输、处理、利用等诸环节及时跟进，打好“组合拳”。如此，才能缩小认知差距，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多方合力，使垃圾分类投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