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大学生去山东泰安旅游，喝点酒后在宾馆玩一块钱一把的“炸金花”。因噪音影响了隔壁客人，被其以赌博报警。警方赶到后，当场收缴赌资920元。当地警方认定，8人一起赌博构成聚众赌博情节，作出治安拘留15天，并处罚款3000元的“顶格处罚”，8人将因此错过12日回校拿毕业证的时间。有人为他们喊冤，认为警方小题大做；也有人认为警方做法是对的，大学生也应当接受惩罚。

别把“1元1局炸金花”不当违法

杨涛

大学生们到底冤枉不冤枉呢？就让我们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所以，认定为赌博，应当是“赌资较大”的行为。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

那么，问题又来了，多少钱算“赌资较大”呢？各地的标准并不一致。山东省公安厅规定，“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是指人均参赌金额在100元以上或者当场赌资在400元以上。江苏省公安厅则规定，对带娱乐性质的熟人间打麻将、玩扑克等“小来来”行为，起罚点是个人赌资达到200元;对聚众赌博等违法行为，“起罚点”则是人均赌资100元。8名大学生虽然一把是1元，但是，警方收缴他们的总赌资是920元。那么，无论是山东的标准总赌资400元，还是江苏省聚众赌博人均赌资100元的标准，这8名大学生的总赌资都超过了，因此，对他们进行治安处罚，是有法可依的，他们也算不上什么“冤枉”。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8名大学生接受治安处罚没有错，但是，对他们的处罚是否过重了呢？要知道，公安机关是以“情节严重”为由，对他们进行“顶格处罚”，治安拘留15天，罚款3000元。这就要看当地公安机关是如何规定的了。

如果按照江苏省的标准，普通的赌博要人均赌资200元，对于聚众赌博，人均赌资100元，如果大学生人均赌资达到100元但未到200元，那么，大学生的聚众赌博的行为就不能算“情节严重”，也就不能顶格处罚，因为一个行为不能作两次重复评价。但是，这8名大学生是在泰安犯的事，适用山东的标准，那么，别看8名大学生是1元一把，但总赌资是920元，已经达到了治安处罚的标准，同时，他们又是8个人聚众赌博，在宾馆里大吵大闹，影响到他人休息，对他们以“情节严重”为由进行顶格处罚，并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也是在公安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无可厚非。当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大学生一时冲动的小赌，也可以不顶格处罚，对他们拘留几天，以视警戒，也是可以的。

所以，别把一块钱一把的“炸金花”不当违法，不管一把多少钱，只要总的金额超过了一定限额，就会受到治安处罚。公民最好遵纪守法，别参与赌博，即便是亲友之间的娱乐活动，最好是总的金额不要超过一定限额。否则，就会将欢乐变成悲剧。

背离公众认知的赌博执法伤害法治

舒圣祥

玩1元1局的“炸金花”，居然以情节严重的聚众赌博被“顶格处罚”（再往上，就该以赌博罪追究刑责了），这一起因为处罚夸张而成社会热闻的“查赌案”，实在是让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倘若同学之间这样小筹码的游戏，都算“聚众赌博”并且情节严重，那么按照这一标准，全国各地的拘留所里早就应该人满为患才对。不开玩笑地说，类似“聚众赌博”，只要警方想抓，就可以全年无休地抓下去，而且一抓一大批，足以罚个盆满钵满。

刑法中的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赌博行为都尚未触犯刑法，而是以治安处罚论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对照法律条款，8个大学生被处以15日拘留、3000元罚款，无疑是最顶格的治安处罚；问题是，既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所谓“赌资”也仅仅920元，怎么就不能免予处罚，反而要顶格严惩呢？当地警方的说法是，该案中人数达到8人，属于“聚众赌博”，即便彩头很小，也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的赌博，因此从重处罚。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对“聚众赌博”的曲解。

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没有针对“聚众赌博”的处罚，因为一旦聚众赌博就已经涉嫌触犯刑法。另一方面，刑法中的“聚众赌博”也绝不是单指人数达到一定数目，而是指组织、招引多人进行赌博，本人从中抽头渔利的行为——这种人俗称“赌头”。比如郭美美，她在家中开赌场就涉嫌聚众赌博罪。相比之下，这8个大学生的行为，怎么能被轻易认定为聚众赌博呢？

如果某项执法完全背离了公众的认知，那要么是法律的滞后，要么则是执法的问题。在本案中，显然不是法律的规定太过严苛，而是执法者的行为太过“任性”。事实上，如果法律可以被随意阐释随意滥用，那必然是对法治的最大伤害。所以，本案不是什么法治与人情的矛盾，而是执法权力太过随意的问题。倘若当地警方这样做，只是因为对赌博行为有某种严惩的“洁癖”也便罢了，怕只怕过去常见的“罚款指标”与“抓赌任务”再度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