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证丢了，户口簿丢了，甚至人“丢”了，都要去派出所。“有困难找警察”是不假，可有些事情，民警真的帮不了忙。近日，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就晒出了“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等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奇葩证明。（8月24日 央广网）

首先必须承认，派出所不再开具“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等奇葩证明，无可厚非。一则，这些奇葩证明本来就超出了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以《人员失踪证明》为例，宣告公民失踪是人民法院受案范畴，不是派出所的责任范围，派出所如何证明人员失踪？二则，奇葩证明浪费了民警大量的工作精力。试问，把时间都花在奇葩证明上，派出所如何确保维护治安、确保稳定这个“主业”呢？

但问题是，派出所不再开具“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等奇葩证明，群众遭遇的麻烦可能更大。在报道中，刘女士去单位请假时，单位竟要她出具外婆的死亡证明。其实，企业要的并不是法律意义的死亡证明，而是有一个凭据，确保刘女士没有骗假，并可以按丧假标准发放工资。可以肯定，派出所不出具死亡证明，而是走正规渠道，刘女士必然浪费更多时间、跑更多的路、消耗更多精力。

同时，也必须看到，派出所拒绝奇葩证明，也是变相的向社区、街道等基层单位转嫁“盖章压力”。想象一下，“奇葩证明的刚性需求还在，派出所不证明了，怎么办？我想大多数群众会转移到社区、街道中。如今，社区公章已成为“万能章”，在向这些基层单位转嫁盖章压力，岂不更不堪重负？显然，这些都不是派出所拒绝奇葩证明的初衷。

可见，派出所单向性的拒绝，并无益与根治奇葩证明。那么，奇葩证明该怎么治呢？笔者认为，一方面，要以开展简政放权为契机，对各类证明严格甄别，对奇葩的、无理的证明要坚决予以叫停。试想，“我是我”“我妈是我妈”一张户口本已能证明问题，何必非要去派出所求证？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更要跟上“互联网+”的节奏。试想，户籍证明、独生子女证明、出生证明都能通过网上查得，还会有人去派出所、社区要求盖章证明么？

由此观之，治“我妈是我妈”需要的不是各部门“各扫门前雪”。而是要各部门的协调联动，将简政放权进行到底；积极丰富办公手段，以便跟上“互联网+”的节奏。因此，派出所不再开具奇葩证明，虽然解放了自己，但对治愈“我妈是我妈”证明而言，并无多大裨益，我们应以谨慎的态度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