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首度正式亮相。在阿里巴巴2015财年整体不再新增员工的背景之下，郑俊芳宣布再次额外新增200名员工专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打假。（12月28日《羊城晚报》）

电商如蓝天，假货如重霾。无论是京东入驻地方工商，还是阿里启用全网举报，皆说明假货在售后环节是最大的“痛点”。2014年下半年，国家工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对9个电商平台进行测评，结果显示7家平台在卖假货或存在质量不合格商品。类似“85后杭州姑娘开网店半年卖了2000万假货”等新闻，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乃至于在2015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业界大佬甚至提出“电商经营需营业执照”等处方，力图治理泛滥的网络假货顽疾。

电商售假并非孤例。如果互相揭伤疤，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可能谁也好不到哪儿去。须得承认两个事实：一则，假货固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毒瘤，但基于一个基本通识，假货源于线下，与商业模式本身无关。就像阿里强调的，互联网并不产生任何一件假货，互联网企业本身也并无打击假货的执法权。早在2010年，马云就曾喊冤，“我没有办法把他关到监狱里，我只有把他关店，把相关资料交给公安部门。”二则，在打假问题上，电商当然是有责任，而且责无旁贷。因为如果不作为，就等于为假货提供了“销赃”的绝佳平台。比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要求，阿里巴巴集团必须加大力度打击旗下网站出售仿冒商品的做法，否则将被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职能部门向电商平台施压，也是基于这个基本逻辑。简言之，电商需要为假货负责，但这个“责任”是有限责任。

既然打假是个责任，责任就有大小之分。新民网最近的一份民调显示，面对网购假货泛滥的问题。近六成(57％)的网友认为这是“职能部门不作为”所致。关于假货，京东的刘强东曾称，“一名程序员只需1天就能搞定这件事。你能想象得到花8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古驰品牌的手提包吗?”于是问题就有三个：第一，电商如果基于利润第一的逐利选择，故意把“枪口”高抬一厘米，市场监管部门会否作壁上观？第二，既然80块钱的古驰包随处可见，电商固然要反思，职能监督部门就可以毫无作为？第三，这些假货取证容易、执法容易，仅仅因为法不责众，就“放弃治疗”？

以新消费与新实体为核心的新经济，离不开电子商务的支撑与助力。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预测显示，2015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将向15万亿元大关发起冲击。工信部、发改委等权威部门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电商交易规模还将保持年均20%的增长。据此预测，到“十三五”末，我国电商交易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水平。不管是坑蒙拐骗、还是知假买假，假货不是存在即合理，总要出拳整治，规则总要恪守正义。在电商打假这回事上，仅靠商家的社会责任，恐怕终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职能部门不虚与委蛇、市场自净能力得以重构，“买买买”才不至于成为“恨恨恨”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