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汉媒体报道，67岁的李女士3年带2个外孙，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最后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该报道引起热议，网友纷纷表示，年轻人要工作养家，年幼的孩子没人带，尤其是“二孩”政策放开后，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加上保姆雇佣费用高、水平参差不齐，由老人带娃已成常态。但老人带娃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两代人教育理念不同引发的矛盾等。在泉州，老人带娃的情况如何？老人带娃对孩子来说好不好？媒体记者也进行了走访调查。（9月14日 泉州晚报）

别把“老人带娃”搞成道德绑架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老人带娃现象，社会和媒体更多的聚焦于老人带娃的利弊，大多讨论的是对孙子一代的成长，以及导致老人带娃的原因等。譬如：媒体报道中大幅度提及老人带娃出现的几个问题：“带娃理念不同导致的两代矛盾”、“保姆价格高难以承担”、“对托儿所不放心”，以及“企业无幼托服务”、“可分担子女压力”等。这些问题观点不一，公众舆论对此莫衷一是，这说明时下对老人带娃现象的社会评判的多元化。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家庭育儿特征和现象，从这些角度分析，也不能说哪一个观点更有道理。

然而，对“老人带娃”的讨论多是围绕着青年一代家庭的利益得失，或是围绕在对下一代是否更有利的角度分析，却鲜有站位于老年人一代的利益角度上考虑和分析问题。那么，身为“老人带娃”中的重要主角，尤其是“带娃”行为本身于老年人利益休戚相关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听听老人们的意见？或者说，为什么不从老年人利益角度多做些考量？这一忽略老人话语权的带娃讨论，让人深感遗憾。

老年人虽然退居到社会的“二线”，但是他们有选择生活的权利这不会变。虽然，从家庭道义和传统伦理上，“儿孙绕膝”是一种生活美景，也是多数老人乐意接受的事儿，但却不应该是老人尤其是退休老人生活的全部以及必须完成的“义务”。他们仍有自己的生活安排，也应该有个人家庭情感与个人正常生活，如果仅仅为了新一代家庭“负担更轻”、“父母休闲时间更多”，以及所谓的“孙儿一代”成长更好，让他们全身心付出甚至放弃正常生活，这是不人道的，也是现代社会伦理观所不取的。

有多少老人对“带娃”有抵触情绪的，我们不好准确统计，但越来越多的老人将“带娃”当成额外负担却不不争的事实。在我们热议“老人带娃”之时，无形中将老人带娃再次定位成了天经地义的“老人职责”，而完全忽略了老人的想法，让“老人带娃”这一原本温馨的事情变的有些冷漠，老人成了新一代家庭的“附庸”成了带娃的“工具”，这显然不是社会的良好现象。从尊重老人意愿和爱护老年人的角度，新时代的社会中的老人在老人带娃中应属于“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必须干的“固定工作”，尤其是社会舆论上应避免将“老人带娃”当成老人的道德义务进行道德绑架。[详细]

讨论老人带娃，须跳出利弊考量的藩篱

年轻人要工作养家，于是老人们便承担起带娃的重任。然而，由于教育理念、代沟等多重因素，矛盾时常发生，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本想省力省心的年轻人却陷入了利弊考量的困境。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鱼和熊掌兼得的事情少至又少，只有跳出利弊考量的藩篱，才能更好地理解老人带娃的困境。

其一，老人带娃是人伦家庭的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应是老人、年轻人、娃娃和谐共处的家庭，对老人来说，带孩子虽说辛苦，但也是享受天伦之乐的过程；对年轻人来说，工作之余，照顾老人与孩子更是一种家庭幸福；对娃娃来说，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家庭，对其人格的成长有着促进作用。

其二，老人带娃是培养、维系感情的需要。这种情感是三代人的共同需要，老人需要与年轻人、娃娃的情感碰撞中获得新的感悟；年轻人则需要体会老人带孩子的艰辛与不易；娃娃则在与老人相处的过程培养了亲情。情感的培养、教育的发生都是潜移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过度强调老人对孩子带来的不良影响，是教育功利化和焦虑症的表现。

从长远来看，一方面，老人带娃需要相关方面的指导与培训，使其更新教育观念，适应时代变化和家庭需求；另一方面，社会需要加大提供幼托服务的力度，为年轻人提供更多选择，让老人们解脱出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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