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近日推广“外语新政”,要求昆明市公务员必须学习5门外语,同时掌握计算机和普通话。这3项水平的高低都将作为公务员升迁与考核的凭据。(8月4日《广州日报》)

昆明公务员的“铁饭碗”很难端。不要说50岁以下的公务员,就是记忆力较好的年轻人要学好这些知识,也有些吃力。

诚然,公务员的多语交际能力愈强,普通话和计算机掌握得越好,越能体现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也更能做好本职工作。但是,公务员只是在具体工作岗位上的办事人员,只要其熟悉本业的业务,掌握工作流程,遵循制度法则,确保做到德、能、勤、绩、廉,就已经称职了。也正因为如此,《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考核有严格的规定。昆明的“外语新政”,将5门外语、电脑和普通话纳入到公务员考核范畴,会不会有僭越《公务员法》之嫌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僭越或者侵凌,恰恰折射了这种公共治理的瑕疵所在:偏离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偏执追求公务员个体的能力素质。这种治理,追求的是能人治政,而非依法行政,其治理内涵依然难脱人治情境。而且,公务员们将过多精力耗费于外语、电脑学习中,势必会影响正常的工作。一种治理有如许弊端,且不合法度又违人愿,这样的“新政”恐难以维持,更不能实现善治。

公共管理是一门科学,决策过程更是一门艺术。但无论科学也好,艺术也罢,评价公共治理应有三大原则:一是必须契合法治,既不能打法治擦边球,更不能侵凌法规制度;二是必须要秉承人性化管理,不能对个体权利构成损害;三是要有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昆明“外语新政”,除了清晰的官员个性,乏见法治共性和人文属性。这样的公共治理,在现实中能挣得相当的关注,却难以获得足够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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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近日推广“外语新政”,要求昆明市50岁以下公务员,必须学习掌握5门700句常用外语,同时掌握计算机和普通话。这3项水平的高低都将作为公务员升迁与考核的凭据。(《广州日报》8月4日)

从提出“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的理念,到当场点名批评并免职开会打瞌睡的官员,从要求各部门单位一把手公布姓名和联系方式,到强调公务员全员学外语,仇和主政昆明一年半来,可谓一直和热点与争议同行。当下的“外语新政”,以其丰富的“新闻要素”,必然又要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

这是仇和的风格,也是其想要的局面,但显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全员学外语,而且一学就是五门,这种一刀切式的高压新政,必然会招来反对的声音,大家会不会疲于应付?工作中能否学以致用?可能产生的疑问实在太多。但这类就事论事的疑问,显然已经误解了仇和的苦心:全员学外语不过是一个手段,以此树立昆明良好的对外开放形象,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才是真正目的。从这个角度看,仇书记的思路就显得清晰而坚定:“外语新政”正是其“招商第一”理念向国境之外的延伸,作为地处边陲的云南,这种延伸无疑既合理又务实。

但在笔者看来,“外语新政”在服务于“招商第一”的同时,对于转变公务员工作作风,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能力,也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人反对“外语新政”,认为全员学外语是“不务正业”:公务员缺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能力,转变态度,提高能力,才是当务之急。诚然,个别公务员或者养尊处优,把自己放在老爷的位置上,或者不学无术,整天无所事事混日子,公众在深恶痛绝的同时,也在期待着早日改变公务员队伍的这种状况。但我们以往的努力,大多是舆论上批评,思想上教育,由于没有具体的抓手,最终往往流于形式,收效并不明显。

“外语新政”,也许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进而走出一条“曲线救官”之路。明确的学习目标,刚性的提拔标准,严格的制度要求,必然有利于增强公务员们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和学习动力,从而为这支队伍不断增添新风和活力,促进作风的转变和能力的提高。更应当看到的是,这一方式不但给人人艳羡的公务员们增加了压力,而且由此脱颖而出的,将是一些精力充沛、善于学习的人,这无疑也符合社会进步和公众需求。

因此,对于颇受争议的“外语新政”,我们应当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指责,最后能给昆明赢得什么,不妨用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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