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征地血案不是偶然事件,而是“邳州模式”的产物;运河镇领导对征地血案负有具体责任,但根本责任必须由“邳州模式”承担,这个问题不应回避。
然而,江苏省对该事件的处置叫人看不明白。虽说这可能是初步措施,然而对于导致血案与一系列乱象的“邳州模式”,以及应当为此承当责任的邳州官员只字不提,究竟是需要一个过程,还是就准备“抓小放大”、就事论事,这个问题注定是要引人关注的。
直接带领200人行凶的村支书着实凶恶;运河镇党委书记等领导为暴力征地撑腰也好,默认也好,肯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谁都知道,不管是凶恶的村支书以及手下那群流氓暴徒,还是坐观流血征地的镇领导,他们背后还有着更大的后台,以及代表“后台”意志的指导思想——靠卖地生财换取“发展”,以所谓“发展”染红政绩的“邳州模式”。
“邳州模式”的核心看点就是拿土地说话,要征那块地,说了就算、就干,且“必成”,如果大家都“不想走”的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亦有勇夫。于是“勇夫”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或说是被逼无奈、绞尽脑汁,为了“模式”,为了“大局”,更为了“不走”,算是什么招数都想尽用绝了,比如“不签字就沉湖淹死你”。
“邳州模式”的主政者是全国有名的铁腕人物,铁腕人物既然想“干必成”,那么一切成本也就不在话下了,包括流血——这种话不会有人说,但这不等于大家不心知肚明。
当然,邳州征地血案被“抓小放大”处理,背后的问题绝不简单;一直被肯定与热捧的“邳州模式”,如果一下子出现定性上的转弯,尴尬的可能不只是“模式”的设计与主导者。明摆着的事,偏不那么说,问题皆在于自己否定自己之难!
' />先不说邳州城区面积从2001年的19平方公里,扩大到2007年的50平方公里,以及接下来将进一步拉开98平方公里的城市框架;也不说邳州被称为世界最长的汉白玉大道、超出审批面积10倍的仿“中南海”的行政中心,在邳州经营城市的经济增速过程中,且让我们把目光聚集到当地乡村的沦陷。
这是一幅怎样的乡村图景?暴力征地几乎贯穿了邳州经济增速的全过程——— 断电、打骂、将人强行拖走、威胁“沉湖”、引水淹地……直至2007年7月村民在地头阻拦征地被殴打致死,今年1月又一护地村民被当场刺死。一个个村庄被“铲平”,全村土地被征收,村民用全部加起来都不够的补偿款向“农民公寓”迁徙转移,部分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
乡村一步步被城市化的力量所吞噬,人与自然不断加深着隔膜。如果这就是经济增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或许很多人宁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实在一次次迷茫而哀伤地敲响乡村沦陷的警钟后,乡村的征地与拆迁问题,已经丝毫不亚于城市的拆迁矛盾。
以往谈到乡村沦陷的沉重话题,人们的观察视角多停留在文化或者经济的范畴。事实上,最为根本的应该是权利领域。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就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利严重失衡。日前,进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惠农新政面世。但是,“邳州现象”告诉我们,一些惠农政策落到基层,既有可能变味,也有可能被截留,否则不会出现一面加大惠农政策,一面是一些乡村在沦陷。
权利匮乏,往往伴随着权力膨胀。在这个前提下,很难说服权力去还权于民,有效路径是向法律寻求公平与正义。在通篇的邳州报道中,很难数清到底有多少宗耕地征收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单单一些做法已经让人瞠目结舌,譬如每隔两年就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基本农田改为耕地、耕地改为荒地;将基本农田和耕地拉上围墙填上建筑垃圾,造成土地已是建设用地的假象;在建设工地上铺稻草和玉米秆,欺骗国土部遥感卫星……
某种程度上说,公民权利最惨重的沦陷,往往缘于政府部门的违法。遥望那些已无炊烟的乡村,不仅仅为了山水田园,更为了不可突破的耕地红线,法律应该给予回应,应该有大作为。
' />江苏邳州连续数年经济增速居苏北之冠,去年7月首次名列全国百强县(市)名单,称为邳州模式。邳州再一次被全国瞩目,则是因今年1月7日发生的暴力征地致死人命案。调查显示,这个百强县的背后,是大量耕地被违规占用的现实和当地“卖地生财”主导的发展模式。(《新京报 》2月1日)
1月15日,邳州赵墩镇彭湖村一处建筑工地上遮盖着黑色伪装网,目的是躲避国土部遥感卫星的检查。记者 涂重航 摄
1月15日,运河镇坝头村,原村村址仅剩冯桂珠的4层旅馆被拆一半。 记者 涂重航 摄
1月7日,江苏邳州市河湾村,200多名男子手持棍棒、砍刀,欲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村民一死一伤。当地警方称,涉嫌行凶的30人被控制。当地政府曾动用防暴警察抢尸。图为村民展开死者曾被鲜血染红的衣服。资料图
使土地快速增值,将投资拉动作为刺激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几乎是诸多地方主政官员的首选,这也是最为立竿见影的路径。当前官员任期较短,政绩最显要的毫无疑问是项目,而最显政绩的就是城市建设项目,就是城市化的扩张。正是在这样的政绩谋划下,邳州主要官员的目标放在了圈地卖地、大上城建,“城建出生产力”在邳州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解析邳州模式,有一个现象最不可忽视,那就是这个模式高速运转的背后,是执政者的铁腕作风。铁腕施政,雷厉风行,好不好?当然好,但若铁腕在政绩大跃进的思维下失控,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然会制造紧张的官民关系和干群关系。
正是在所谓的铁腕之下,邳州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土地法令。2007年国土部向全国通报8起违法征地典型案例,邳州市排名第二。从那时起,邳州市被江苏省国土厅列为违法用地重点地区。不过邳州违法违规用地并未停止。国家对耕地红线查得严,市政府每隔两年就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位置等不断调整,例如将基本农田改为耕地,耕地改为荒地等。为迎接检查,竟将工地铺上稻草和玉米秆,欺骗国土部遥感卫星。
毫不否认,铁腕治下的效率至上、速度至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会猛烈拉动地方经济在短时间迅速蹿升。“邳州速度”正是这样被创造的。在经济增长指标依然最为政绩考核所倚重时,这样的“速度”就会不断地被刷新。说到底,所谓铁腕不过就是一场基于升迁企望的政绩赛跑,名次是最为重要的,而为达目标甚至可不择手段。在公权与私权的博弈过程中,傲慢的权力步步为营,将公民权利逼进了死胡同,甚至一些具体权利人为此搭上了性命。但就算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血腥暴戾,也无法阻挡“铁腕政治”所倡导的发展模式。因为对于升迁前景来说,罔顾一切的邳州模式,真的值得主政官员赌上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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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邳州赵墩镇彭湖村一处建筑工地上遮盖着黑色伪装网,目的是躲避国土部遥感卫星的检查。记者 涂重航 摄
1月15日,运河镇坝头村,原村村址仅剩冯桂珠的4层旅馆被拆一半。 记者 涂重航 摄
以“邳州现象”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所获信息高达14万多条。某报刊发的《解读“邳州现象”》的评论,对其崛起之道概括出以下五点:解放思想“敢发展”、倾力城市建设“能发展”、优化软环境“保发展”、打造产业集群“会发展”、强力招商引资“大发展”。
邳州走到今天,看来路子是有些偏了。对于当地领导和关注“邳州现象”的人来说,征地血案的发生是让人惊醒的当头一棒。至于占地600余亩、楼台与湖水相应的仿中南海式的市政府建筑群,原先在“邳州现象”中是褒是贬不得而知,如今看来无疑十分负面。邳州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最大的问题、最深刻的原因是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正因为价值观混乱,正由于邳州入选“百强县”后在全国掀起的研究“邳州现象”的热潮,正由于2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市的竞相参观取经,使当地领导的某些偏颇思路、错误决策受到了鼓舞,并掩盖了早就存在的矛盾纠纷和强烈的民怨。
笔者个人以为,价值观混乱与价值观多元化完全是两码事。中国早已进入价值观多元化社会,由于所处地位、职业身份、生活境况以及所属利益集团不同,人们对很多问题都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这是正常的,较之于一种观念指挥全国人思想的那个年代,则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不过,价值观多元化需要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一切的价值判断乃至争论,都需在价值底线之上进行。而价值观混乱则不一样,它是在价值底线被突破、被冲垮之后的美丑不分、黑白颠倒,是一种公理、普世价值失去其最基本的约束力之后的可怕乱象。
具体到“邳州现象”抑或说邳州的发展,价值底线起码有两个:
一是公平问题。在借征地谋发展的同时,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不能受到损害和伤害。否则就连结着一个最基础的政治命题:发展究竟为了什么?当地人之所以说“耕地是农民的命”,概因在所谓的“城市化”以及“经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被剥夺,这样的发展美其名曰“发展为人民”,谁都知道这纯系鬼话。假如谋发展只为了官员政绩,其实质则是官与民争利,在博弈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也需顾及最低标准的公平、公正乃至道德良心问题。
二是党纪国法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喊了很多年,但从没谁说过可以突破党纪国法的底线。当地国土局人士透露,市政府不断修改土地规划,例如将基本农田改为耕地,耕地改为荒地,如此的“瞒天过海”,显然是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如此胆量是如何养大的?如此手段又是怎样变得娴熟的?不得不反思同级党委、政府的自我约束机制,不得不拷问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督责任,不得不检点与土地有关的党纪国法其自身体系的完整和有效性的问题。
诚然,“价值观混乱”现象既不仅仅存在于邳州这一个地方,也不仅仅存在于征地拆迁这一个领域。对它,亟待进行整体性的解读和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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