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说谎，女子恐无钱救治，这很有可能

对于被咬女子和其男友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极度无助之下的无奈之举。如果没有这样的编故事，没有这样的新闻策划，他们的处境会引起媒体和舆论的关注，会引发人们的捐助热情吗？客观地说，的确不会。这也是他们觉得可以说谎的理由，这也是媒体在报道时忽视细节和不去验证的原因——毕竟，这番策划新闻募得了70万元善款，让已经无法承担治疗费用的被咬女子，获得了治疗和康复的机会。否则，他们能怎么办呢？[详细]

相比之前的骗捐事件，这起事件应该算是“非典型骗捐”

回顾过往新闻，“骗捐”事件时有发生。最近的一个事例是，广西一女子谎称父亲在天津爆炸事件中遇难，骗得将近9万元的捐款。另外，今年上半年曾引起舆论强烈反响的南京“诈捐门”也值得一提：4岁女童小柯被查出罕见病“脊索瘤”，柯父通过网络求助共获得善款600多万元，但事后人们发现，柯父经商多年，有房有车，且房子不只一套，家境根本不是柯父所说的“砸锅卖铁”那样。前一个事例，是纯粹的违法犯罪，警方可以果断抓人；后一个事例，则游走于道德与法律之间，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但如果当事人非法占有善款，则可追究法律责任。而安徽女子被狗咬事件，与前两个事例都有所不同。[详细]

但即便如此，“救人遭狗咬”谎言消费社会善意，害莫大焉

当事人获得社会捐赠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然而公然捏造故事、寻求媒体传播谎言，违背诚信令人可耻。如今骗局曝光，已有百名捐款者拟讨回捐款。当事人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失去了本可得到的捐赠。作为急于获得帮助的当事人，夸大其词甚至编造故事，太过于轻视公共社会的智力与伦理。而此时媒体不做交叉核实，反而有意无意参与虚假炒作，即便有媒体是真心助人，也忽视了职业操守，反而失去了社会信任。[详细]

如果谁缺钱了、有困难了都策划一次“见义勇为”故事，到社会上去骗同情，就会产生“狼来了”效应，消解社会信任。真伪难辨，于是人们不敢行善，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不信，就看看身边，街头举个牌子，写着“车票丢了要回家”求帮助的，几个人给钱？骗局消费了公众的善意，给我们蒙上了“帮了就上当”的心理阴影，更阻塞了善意通往真正弱势群体的通道，害莫大焉。[详细]

骗捐者有错，但编造假新闻的媒体和记者也要严惩

新闻出版署《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对经查实采写虚假、失实报道的记者，要给予警告，并列入不良从业记录名单，情节严重的要吊销其新闻记者证，五年内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情节特别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监督报刊主管主办单位对负有管理责任的报刊负责人做出处理。

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假新闻常有，而惩罚不常有”。如果说，我们要求“不能再让假新闻欺骗公众了”，那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再让编造假新闻的记者和媒体逍遥法外”，应该依法依纪对有关媒体和记者处罚，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成为新闻道路上的“滑铁卢”。[详细]

此次骗捐事件也反映了社会保障机制有所不足

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从某种程度也正是社会保障机制有所不足,导致了男子为了救助女友选择铤而走险。正是众多无私捐款者的善良弥补了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期望捐助者能够意识到,虽然男子虚构了情节,但女子的确也需要救助,自己的善行并不会因他人的欺骗而遭遇任何贬损,在事件后续处理中依然秉持最大善意。明知他人有错却慈悲如昔,这种宽容与悲悯也是最崇高的人性情怀。[详细]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慈善法，各地自行制定的慈善救助办法基本上都对申请救助基金的求助人，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且申请程序繁琐。如，出具各种证明材料、基层部门调查核实、社会公示、慈善总会审定。而且对于有困难的病人，所拨付的救助资金有比例限制。对于危重病人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并且有限的资金也无法满足其实际需要。因此，遇到重大疾病或突发伤害，许多人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官办慈善基金。[详细]

杜绝“骗捐”得从改革慈善机制入手

近日有报道称，我国首部慈善法草案将在本月底或下月初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期望慈善法能“松紧结合”，不仅要放松限制，真正为困难群众解困，也要对诸如“骗捐”之类违法行为进行定性，比如像南京“砸锅卖铁”的父亲，和安徽“见义勇为”的女子，不能任他们游走于法律的空白地带。相信慈善法的“一松一紧”，必然会显著降低人们的“骗捐”冲动。[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