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大寨”的一处工程搞完了，被抽调的民工只评了工分，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原生产队，这些日子让阿彬身上掉了好几斤肉。

支援城市是农民最大的贡献，从建国起到改革开放初期的30余年中，农民都是如此。每年夏收秋收时节，阿彬和他的农友们，将生产队里的稻谷收割回来，女队员们负责晒谷，扬净瘪谷。不多久，工作队上门摧交征粮、统购粮和三金粮。征粮是国家农业税，统购粮是政府的摊派粮，是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三金粮是生产大队和军烈属及五保户们的开支，多由粮站收购变为现金。农民们不得不用板车将好粮连夜运送到乡粮站，粮站里板车排成长串，粮食干部挑灯加班过磅收购。及时完成任务的队，插红旗表扬，相反的插白旗。

“大跃进那几年，干部浮夸，虚报产量，带来高征购，生产队的粮食几乎被征光。” 阿彬说的是真话。那时候，我读报常见“水稻卫星上天”的新闻报道和“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产”的长篇评论文章。当官的以为农民粮食多得吃不完，层层追加征购数量，苦了农民。据县志记载，那些年，家乡农民年人均收入仅为31元，平均分得口粮138公斤原粮。农民得不到温饱，为生存而艰难痛苦地挣扎。除了上交摊派的稻谷外，还得上交油菜籽、茶籽的食油原料。过年临近时，农民得上交摊派的毛猪、毛鸭等禽畜。那时候，全国8亿农民养活庞大的城市居民，是多么艰辛啊！

阿彬说：“生产队分配口粮时，算盘子拨得‘嗒嗒’响，扣除种子粮、征购粮、饲料粮等等所剩无几，再按家庭人口分等级分配口粮。”，阿彬是单身，看到别人大袋小袋地往家里搬粮食，感到自己很吃亏，心里很不平衡，发了牢骚：“我养活了你们一大家子人！”有的人听了自然不高兴，骨碌起眼珠子反驳：“你也去生呀，去生呀！”阿彬被驳得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