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领袖的领袖作用、影响与感召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精神方面

五四运动“四大领袖”，主要是指思想领袖或曰精神领袖而言。他们的领袖作用、影响与感召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精神方面。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有四大类：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民主主义的旗子蔡元培高举着。五四时期，民主主义运动在南方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受挫而暂处低潮中。在北方，民主主义却有上升之势。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民主主义运动。蔡元培本来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主与自由。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他多以教育家身份出现，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民主教育实践中。在近代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总是以社会主义为盟友。蔡与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也欢迎十月革命，同情社会主义，甚至在五四运动中还高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使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民主主义的旗子亦更加鲜艳夺目。

社会主义大旗由李大钊高擎着。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关于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革命观大转折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都追寻民主主义，向往西方资本主义。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强权击败公理，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这时正值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布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人们的视线转向俄国，转向了社会主义，不少先进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于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地兴起了一股不小的社会主义思潮，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不抵抗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社会主义等，五花八门。这些思潮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与关注，但也搅乱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判了各种改良型社会主义，纠正或扭转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搞阶级斗争的疑虑，李大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径”；社会主义建立后，阶级斗争即将“熄灭”，而代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社会。在李大钊看来，协合、友谊、互助、博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和谐社会。在李大钊有关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从而扩大了社会主义队伍，增强了社会主义力量，保证了五四运动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激进主义的代表是陈独秀。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激进主义不同。近代的激进主义是包括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内的革命主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特别猛烈，常被称为是一员“闯将”。当然，这种激进主义在实际运行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偏激，以感情代替理性，说了一些过头话，如他在批判旧道德时，一概否定为“奴隶道德”；反对旧文学，一律斥之为“贵族文学”；在对比中西文化时，认为中华民族一切都是“卑劣”的，西洋民族一切都是“高尚”的，主张“欧化”；等等。当然，这些言论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也是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之词，也有一些“重病需猛药”之意。

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胡适。胡适自称“我们是爱自由的人”。他提倡自由、崇拜自由，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的运动。他把自由提到相当高度，几乎达到自由就是一切，一切为了自由的程度，陷入自由拜物教的迷雾中。他把争取自由与提倡个性解放与女子解放联系在一起，严厉谴责社会对个性的摧残、限制其自由发展的罪恶，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能迷失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知识女性在胡适女子解放、女子自立的号召下，纷纷走出封建家庭，走上社会，争做与男子一样的“自立”新人。胡适等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后来的革命战争时期，企图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追寻所谓第三条道路（或称“中间路线），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但其多数最后都抛弃了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