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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官员自杀都应对公众有个交待，毕竟作为公共人物，作为公权力的掌管者，其突然不在位至少需要有个简单的说明。何况官员信息本身就是政府信息的一个部分，理应公开。但具体到自杀原因，则应该有所区别对待：凡是涉及公共事务的，或者引起公众争议的，理应向社会公开自杀原因，以及死后的问题调查结果；但如果官员自杀纯属个人原因或者家庭原因，本着尊重死者的人道主义原则，只须简单向社会交待即可，至于该官员为何自杀，以及选择什么样的自杀方式，都无须公布。

从这个角度而言，官员自杀后留下权钱交易的疑问，或者影响到公共利益的，都不应中止调查，而应继续查明真相，并向公众公布。公众的知情权，不能以“为死者讳”的传统观念而被掩盖。像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自杀案、湖南武冈常务副市长杨宽生坠楼死亡事件，或因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或因留下一串疑问，都当尽快给公众一个具体的交待。

其实，公众对官员自杀是否公布死因的争议背后，透露出的是对官场生态的一种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仅停留于对权力是否滥用的监督层面，还有对官员信息公开的渴求。比如说自杀官员中有好几例都留下绝笔，称是出于工作压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压力，能把官员逼到自杀的地步？是官员自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官场生态有问题？因而，表面上看公众是在关注官员自杀，实质却是公众对公权力阳光化、对更多官员信息公开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