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不平等社会待遇了社会认同的割裂，而被扭曲的社会认同又巩固了不平等的社会待遇。

但不平衡的状态不可能得以一直持续，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在备受融入城市的煎熬时，并不会一味服从社会制度的不平等。社保、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上的权利，以及社会的接纳程度，都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争取的目标。按照社会抗争的研究，这种暴力的施加并没有具体原因，而往往归属于一种情绪泄愤，一种纯粹的不满的表达。

这样一种局面给出的警示是，如果二代农民工的权利呼声不能得到满足，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将会进一步激化。而功利地看，上述群体将从原先的廉价劳动力转使城市陷入动荡的不稳定因素，对于政府和城市居民而言，这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而要避免悲剧的发生，不但要在称谓，即体现社会身份认同的层面弥合这一沟壑，更需要在制度上赋予平等的权利，使其成为城市的新居民。惟有如此，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危机才得以解决，城市乃至中国的长治久安与健康发展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