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张建华80多岁的老父亲因为多个器官衰竭昏迷，虽经抢救保住了命，但已经没有了自主意识。住院期间，儿女发现父亲身上有两张存折和一张工资卡，里边共有5万多元，他们打算把钱取出来为父亲治病。由于不知道密码，银行要求出示合法监护人证明才能修改密码。为此，张建华兄妹四人开始奔走于社区、街道办、公证处。然而，因为无法拿到监护人证明，这笔救命钱变成了空中楼阁，看得见，摸不着。（5月27日《华西都市报》）

银行一定要有“合法监护人证明”才允许老人的子女取钱，但不管是街道、社区还是公证处，都无法开具这样的一纸证明。如果要由公证处来开具证明，就首先必须由法院出具当事人父亲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裁定，但是这份裁定，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下来，而到时候老人是否还在人世，都很难说。

以往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众往往把矛头指向了银行或医院，指责他们不近人情、官僚主义等等。但实际上单纯指责也不公平，毕竟他们也是在照章办事，按照规则行事。如果凡事不按章程，不讲规则了，也就乱套了，尤其是对于银行这种地方来说，最终损害的可能正是广大储户的利益。但我们也应该明白，规则和制度都是人来制定的，规则之内应有人性化。

老人子女要取出这笔钱，难道一定要走司法鉴定所鉴定，法院裁定，公证处公证，然后银行审核这套程序吗？我看未必。如果银行也本着人性化服务的原则，亲自到医院去，在医院、社区或街道工作人员三方在场情况下，由医院来证明老人确实失去了民事行为能力，由社区来证明老人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有了这样的证明，银行方面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对制度有违人性和道德的“执行”，其实有悖制度的人性化内涵。灵活和变通，并不是简单地对规则和制度的破坏，而恰恰是对规则和制度过于僵化和教条的一种有益补充。说到底，制度是用来防范的，更是用来服务的，倘若制度被用来折腾人，这不是制度出了问题，是执行制度的人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