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人都是市侩，道歉变成作秀与应付，那么，共同的悲剧还有多远？当人人都互不信任，以邻为壑时，再去拯救我们的精神世界，会不会已经太晚？

自2010年7月被疑学历造假之后，6月19日晚，唐骏正式向公众道歉。

虽然晚了一点，但能直面错误，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无论如何，应鼓励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它为明天留下了好的榜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勿惮改。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可能犯错误，唯有真诚道歉，才能求得宽恕，寄望于糊弄过去，甚至设置话语禁忌，只能让鄙夷与仇恨进一步发酵，如此，每个人都将成为受害者。

唐骏先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遗憾的是，这一步迈得缺乏诚意。

在道歉的氛围中，唐骏先生说出这样有趣的话：“伟人一生只犯一两次错误。我唐骏这样的普通人几乎每年犯两次错误，还不包括生活上的。”这是道歉呢，还是说相声？他说“自己太高调了，得罪了很多人”，难道不高调，就可以造假了吗？如此，则兜售地沟油、毒大米的黑心商贩们岂不集体释然？尤为滑稽的是，唐骏先生警告在场听众“不要学我”，将自我批评变成对大家的训诫，俨然以退为进，重登道德高峰，可他批评的“学我”，究竟是事实，还是想象？

唐骏先生确实为学历造假道歉了，可他没有为曾经的百般掩盖而道歉，没有为那些谎言而道歉，更没有深入剖析犯错误的原因，相反，他坦然奖给自己一句“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可他真的知错了吗，真的能改吗？这样缺乏诚意的道歉，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新的炒作。

不能过分指责唐骏先生的疏忽，毕竟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育我们该如何道歉，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道歉式的粗鲁并不罕见。所以唐骏先生体会不到被伤害者的苦痛，看不到自身的责任，他觉得道歉就是丢面子，总想给自己找台阶下，千方百计地提醒公众，你们该这样去原谅我。

作为人，我们渴望有道德的生存，渴望内心的那份平安。如果人人都是市侩，道歉变成作秀与应付，那么，共同的悲剧还有多远？当人人都互不信任，以邻为壑时，再去拯救我们的精神世界，会不会已经太晚？

所以，提醒唐骏先生，道歉时请严肃，至少要让大家看到，还有一种超越个体的力量存在，在您心中，对它依然有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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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这次终于道歉了。尽管，因他弹开的那道“学历门”，已逐渐被这门那门覆盖了，在公众记忆里，也淡化成如烟往事。6月19日晚，在某讲座上，他开腔认错：“今天正式在公众场合为‘学历门’道歉”，并让在场听众“不要学我”。（6月20日《潇湘晨报》）

在以“绝不认错”的倨傲姿态，与方舟子等拉锯多时之后，“打工皇帝”总算低下了高贵的头。这迟来的道歉，俨如一个“突兀的转身”，让公众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他一直嘴硬着，尽管白纸黑字与之抵牾；哪怕“你为什么不道歉”的舆论诘问声势再大，他都负隅顽抗。

唤不醒“装睡的人”，公众却止不住奚落：“把‘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演绎成了‘我的作伪可以成功’，也算是逆袭了吧”。只是任公众扰攘，似乎都阻止不了唐骏的“捞金”，以及其“成功学”的成功。

不是人前爱惜身，佯愚难免假成真。在名利场的炙手可热，终究无法回避道德“白眼”。装傻太久，大伙难免把祥林嫂的自我评价，转赠给你：“你真傻，真的……”。莫非，唐骏是在不堪舆论重压，抑或突然道德悔悟？

唐骏道歉，基于何种目的，咱不能“以小人之心揣度”。冤屈好人，辜负善意，终不是“宽容”的题中义。就算认错是他“淘金”遇挫、名声不佳后的权益之计，肯低下头，总比三缄其口好。道歉，毕竟不是和尚念经，它需要不惧“被戳脊梁骨”的勇气。知错而道歉，没踏上不归路，总归还是好同志嘛！

在“造假不上税”的今天，作伪之风蔚然，印证了严复对“华风之弊”的论断。只不过，造假的虽多，认错的却少。于是，在公共生活里，我们常见到的是“汪晖拒对质疑声回应”，是无良商家假冒伪劣却“欠公众一个道歉”，朱学勤式的豁达、李开复般的坦承，却很稀缺。许多时候，造假不是某些人的“墓志铭”，而是“通行证”。

在此语境下，肯道声歉，代价是沉重的：非但很掉面子，还会沦为造假之流里的“异类”，左右都受鄙视。唐骏的“正式道歉”，虽说并不怎么“正式”，只是顺势说说，可也算给“学历门”画了个不错的句点。

一声道歉，当然未必能给萎缩的社会诚信，增添多少长度。前赴后继的“门”，在凿空着道德内质。拿着“克莱登大学”文凭招摇过市的人，早已排成长龙。可举凡善，都值得认可。个案性的趋善，也是对道德回暖的助推。之于唐骏们而言，这也许是解脱，是“负面教材”到“正面导引”的形象转变。

唐骏的“不要学我”，作用几何，不好细说。至少，这让他的校友——禹晋永同学，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犯错与纠错之间，须迈过“认错成本”的坎儿。而人格的锻造，需恪守指向人心的道德律，而不是靠庸俗的“劣币成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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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打工皇帝”唐骏因“学历门”事件而一下子陷入舆论风暴中。此后，他一直只有解释没有道歉。6月19日，唐骏在演讲中，正式为“学历门”道歉并告诉在场听众，“不要学我。”（《潇湘晨报》6月20日）

与其说公众不满于“学历门”，倒不如说愤怒于唐骏一次次没有诚意的掩饰。唐骏在美国呆过那么多年，应该知道当年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的绯闻，之所以酿成危机，正是因为公众不能接受一个不肯认错、掩饰错误甚至骗人的总统。

谁都知道，学历不等于能力。唐骏被称为“打工皇帝”，肯定有其过人之处。但对于一个公共人物来说，可以不要学历，可以不要能力，却不能不要诚信。诚信是道底线，是社会的基础秩序，这些年来相继爆发的食品问题、贪污腐败、工程事故等，一大原因就是没有诚信。一个不肯认错、不肯道歉的青年领袖，会有什么样的诚信形象，会给社会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相对于大众，精英们在很多方面占有优势，精英们本来更应维护诚信这一社会基础秩序。可现在，一些精英却连对自己有利的诚信形象都不顾，这只能说明他们已经习惯了专横和霸道。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曾说过，在多年利益分化的基础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错了那就说声“对不起”，就道个歉，特别是精英们，更应在道德上对自己有更高要求。

唐骏说过，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他之所以迟迟不道歉，恐怕就是认准了这个社会除了“成功”别无崇拜，即使不道歉，他也能保持自身的成功形象，也能保证自身利益不受影响。可是，唐骏显然低估了公众的力量，低估了公众对于重构社会诚信底线的愿望。

唐骏这一“迟来的道歉”，更像是公众逼来的。而就道歉的内容来看，过分强调“自己太高调了，得罪了很多人”，还是有些犹抱琵琶的意味，终究是少了一些主动和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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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等了两年以后，公众终于等来了“打工皇帝”唐骏的一声道歉：6月19日晚，在北大博雅酒店举行的讲座上，唐骏宣布：“今天正式在公众场合为‘学历门’道歉”，并告诉在场听众，“不要学我”。2010年7月，唐骏被指“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系造假，之后方舟子又称他就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一家卖文凭的野鸡大学。（6月20日《潇湘晨报》）

对于这一迟来的道歉，网上线下非议之声连篇。“学历门”的揭露者方舟子更是透过微博放话，“迟到的道歉聊胜于无”。不过我个人以为，尽管曾有过搪塞、狡辩甚至否认等令人失望的表现，但在“瑕不掩瑜说”依然大有市场，公众的注意力早已转向“论文博士”厅长背后的学历猫腻、名校硕士班其中的文凭腐败，甚至连方舟子的论敌都已换了好几茬的情况下，唐骏有勇气再站出来自揭伤疤、正式道歉，其行为多少也可算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应该看到，经过公共舆论的不懈努力，近年来，官员、明星等公众人物因做错事、讲错话而道歉的情况呈增多之势，但与民主社会中“如空气般平常”的道歉频率相比依然还有差距，道歉之于公众人物仍然是种稀缺的品质。一个最新的反例是，6月17日下午，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在南京演讲时遭到反家暴人士的抗议，要求其在“真正悔改之前，闭嘴”。期间双方发生推搡，随后现身的李阳要求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牌子都砸了！”

公众人物为何“歉”口难开？一方面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尽管我们从小都被灌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的道理，但碍于“面子文化”的强大阻力，人们依然习惯以沉默代替道歉，甚至就连作为公民教育传播者的新闻媒体，也鲜有几家愿意设置“更正与说明”栏目；另一方面，在于公众人物特别是官员的权力和财富并非直接来源于公众，因而其敢在面对舆论指责时摆出一副藐视民意、挑战公序良俗的傲慢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唐骏道歉无疑极具指标意义。从个体层面看，它标志着在“励志导师”的形象因“学历门”倒塌以后，一个更加真实的平常唐骏的诞生；从社会意义上讲，这让某些过于看重面子的人士了悟，鞠躬道歉原来是件这么容易的事情，进而反思自己以往的行为——如是否有必要为了“不丢份儿”，将打人的弟子捧为“民族英雄”，致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以及思考如何别让“不会道歉”绊了中国人融入世界文明的脚步。

最后再补充一句：既然唐骏已经坦诚道歉了，那么当年力挺他的“校友”禹晋永童鞋是否也该有个表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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