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布的调查结果看，这是一种类似“围城”的心理，即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意。将这种调查放之于其他行业，也大致可以得出数据相当的结论。而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其他几个数据所显示的医生职业荣誉感和安全感的减弱，这对于整个医疗行业的稳定与安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笔者做记者时，曾与医疗卫生行业打交道多年，认识的医生虽没有3000个，但从他们那里看到和听到的各种行业内幕和故事却很多。他们有的困惑于市场化过渡、薪酬与处方挂勾而不得不在收入与医德和良心之间挣扎的痛苦；有的伤感于医院公益性减弱后，患者与医生的关系被简化成了直接的“买卖关系”，医患双方都以一种消费的心态，盯住账单和钱包的尴尬；有的则烦恼于患者对医疗制度的不满与愤懑，而将怒气和不安发泄到与他们直接打交道、被想象成某种代言人的医生和护士身上；还有的，则不满于超强的工作强度和付出之后，得到的却是怀疑甚至敌意的回报……调查显示的医生不愿意自己儿女“子承父业”，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对这条新闻，网络上留言很多，虽有对医生表示理解甚至同情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声音认为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医生们“不知足”和矫情。第二种声音，基本延续了对医患之间缺乏沟通的误解。这种思维，很容易将问题拉入到“无解”的意气争执境地。这种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吵意义并不大。

其实，医患矛盾的根子，说到底还是一个供应和需求的协调问题。而解决它的当务之急，是在新医改背景之下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大投入，并使医疗资源的配置更趋科学、公平、合理。至少不要让群众对生命健康的焦虑，变成医生们的压力和医患紧张关系的导火索。

5·12大地震期间，数以万计的伤员与医务工作人员之间不仅没有发生尖锐矛盾和冲突，甚至还找回了久违的和谐甚至亲密的医患关系。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病人们对医药费用不存在巨大的恐慌和焦虑。从这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悟出点什么？

□曾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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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存在设计缺陷的调查，这也是一次令人忧虑的调查。说是存在设计缺陷，是因为整个调查问卷，只是询问被调查的医生对就业环境、个人待遇、福利收入等方面的看法，就是主要围绕医生的经济利益来展开，而丝毫没有问及医生对个人医德水平、对社会的贡献、对患者的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状况。换言之，这是一次只问获得、不问付出，只关心医生待遇、不关心医德服务水平，只讲经济利益、不讲价值奉献的调查。

这样的调查，对于参与调查的医生来说是一种误导，对于当前的医德伦理沦陷是一种暴露。在这种只讲经济利益、不讲价值奉献的思路引导下，91.9%的医生对自己获得的报酬不满、超过六成的医生不满意当前执业环境，等等，总之是怨天尤人，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因为，当医生们丧失了自省能力，从来不去扪心自问自己究竟给社会做了多大贡献、究竟是否给患者提供了令他们满意的服务、作为医生究竟应该是救死扶伤还是以发财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医生这门神圣的职业等同于一般的商业买卖，眼中只有利润没有公德，只求索取不讲奉献，那么，纵然现在的职业环境再好、福利待遇再高，许多医生仍然是不会满足的，调查始终都只能得出相同的结果。

事实真相是，在这么多医生为自己抱屈的同时，看病难、看病贵早已经成为压在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这足以引起广大医药行业从业者们的自我警醒：一个人的获得，是不是应该与他给社会、给人民群众做出的奉献成正比？在百姓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的情况下，医生有没有资格向百姓索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执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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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份调查结果，如果用两个字进行概况总结的话，那就是“抱怨”———既抱怨执业环境，也抱怨医生职业本身，同时也抱怨待遇薪酬的微薄。面对如此抱怨，许多网友表示了不解，甚至还给予了不少“饱汉不知饿汉饥”式的讽刺和挖苦。确实，站在医生职业之外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直接与医生打交道的患者的立场上看，医生无疑是一个不应该抱怨并且让人艳羡的体面职业———不仅收入相对社会平均水平更为优厚，而且在医患之间，更是拥有绝对强势和优越的地位。

虽然如此，笔者还是非常愿意理解和相信这种“抱怨”由衷的真实性。当然并不是要刻意去偏袒医生这个职业，也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对“几乎所有行业的从业者都会抱怨本行业”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认同，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客观认识和分析。目前我们的医疗行业，是一个已严重异化、变质的行业———既普遍褪去“公益”本色，又被行政权力严重侵蚀。而在这种非公益的逐利化和行业管理权力化的整体行业生态下，绝大多数医生看似得利者，其实最终也是共同的受害者。

以许多医生强烈抱怨的“极为恶劣”的执业环境为例，执业环境何以恶劣，究竟是怎样变恶劣的？追根溯源，病根其实还在“逐利化”和“权力化”这两个异化的行业特征上：其一，在“逐利”要求的胁迫和利诱下，医生蜕变为医商，医术之外的职业风险势必陡增———医生看病问诊不再以患者病情为中心，更以他们的“荷包”为中心，或者滥开大处方、过度治疗，或者“有病无钱莫进来”。如此一来，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如何能不频繁剧烈，执业环境又焉能不“极为恶劣”！

其二，在高度权力化的医院管理体制之下，普通医生在患者面前或许仍有强势优越的一面，但在医院领导、长官面前，他们的地位处境何尝不同样卑微。几年前，在著名的“哈尔滨天价药费事件”中，当事医生的一句形容医院现状的顺口溜，无疑道尽了这种普通医生的卑微处境：“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所以，对医生的“恶劣”抱怨，社会需要理性对待。这既有利于我们更加充分完整地认识当前医疗行业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也有助于我们将这种来自行业内部的切实体验转化为加速推动新医改进程的动力。必须认识到，正如教师之于教改一样，医生之于医改，同样至关重要———他们其实并不只是改革的对象，也是可以借助的改革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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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近日公布调查数据显示，仅有7.44%的医生认为执业环境“良好”，44.8%想放弃医师执业，91.9%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报酬不相符，超过一半认为医师的收入差于教师。（4月26日《新京报》）

我们不能不辨析清楚，医师协会的这种调查本身就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内的调查结果都会如这般显示———对收入不满者众。比如在医生们拿来比较的教师行业，教师们也在抱怨待遇问题———《人民日报》曾报道，华东师大承担的“中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政策研究数据库”课题对9个省市区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偏低，对经济地位的满意度严重偏低。

还比如，2006年《决策》杂志的调查显示，公务员对工作环境、福利保障和职业责任感满意度普遍较高，但也表达了对“微薄收入的不满”。

基于这个调查带有自当评委的行业局限，和“不知足”并趋向利益索取表达的真实目的，可以得出结论———这涉嫌是个伪调查。所以当医生们苦着脸抱怨收入低时，公众都笑了。

从那新闻留言跟帖的网友拍砖中，就能管窥到公众对医生们的“愤懑”所持的认异感。因为，至少此前，在不少医生们显性收入的背后，常常隐匿着医药行业那些几乎成公开秘密的“提成”与“红包”的隐性收入。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那些有这种嗜好的医生们却以为公众不知道，所以拿表面上工资条那些数字来与人对比，抱怨付出与报酬不相符。

在这个调查中，被调查者普遍感到执业时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认为医疗纠纷问题是影响执业环境的主要因素。这些认识，如实反映了个别医生对自身职业身份和当下医疗环境的认知紊乱，他们只把执业环境归结到社会问题，而没有意识到是自身的肌理问题。在“红包”潜规则和医生开药提成并行的服务环境里，在动辄几百万元的“天价药费”发生的拜金生态里，在能出现一天28小时治疗时间的管理混乱里，你让公众怎能保持打心眼里尊重医生职业的心态？又怎能不发生医疗纠纷？

医生不是不可以涨工资，也不是不可以提高待遇，但前提是要做到此次医改要达到的目标：医药分家，让公众就医花费归于公益性质和价格公平；要做到提高医德，肃清不良医风，以消除令公众一边愤懑却又无奈盲从的“红包”土壤；要做到对医药行业商业贿赂的有效有力治理，以剔除公共服务行业中的灰色杂质。

只有做到让那些有着不良行为的医生们归于职业天性和法律的约束，让公众就医花费与得到的服务相符，他们才有资格谈论自己的付出与报酬相符与否。而这些，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后，也仍需政府行政作为为其注入真正的变革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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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称，中国内地医生有91.9%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报酬不相符，超过一半认为医师的收入差于教师。(4月26日《新京报》)

人总想要得到更多，特别在工资报酬上尤为如此，这些年网上流行晒工资，各行各业都不满足。因此，91.9%的医生抱怨付出与报酬不相符并不意外，同样的问卷问遍上至官员下至农民工，得出的数据恐怕都差不多。

但医生哭穷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务员哭穷，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是高收入群体，这是由其职业特性决定的———我们把健康甚至是生命都托付给医生，给一个好价钱不该么？再说，医生出于信息不对称，要想从患者身上刮钱太容易，除了良知约束，外在力量很难阻止。这些都决定医生注定是要让社会体面“养”起来的群体。

但为什么内地医生哭穷招来如此多的非议？道理很简单，看病贵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患者交了昂贵医疗费，可医生还哭穷，难道医疗费还要涨价么？一边是老百姓喊看病贵，一边是医生哭穷，医患双方都强烈不满意，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医院的收入分配机制上，医院从患者手中收取高昂费用，却付给医生与其劳动不符的报酬，导致患者和医生的双重不满。

其实，医生哭穷的矛头不应指向患者支付不够，患者喊贵的矛头也不该指向医生贪婪，应该指责的是那些医疗机构：钱都流向哪里了？进了谁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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