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公布“举荐权”后仅两天的时间,南师附中就率先出炉了要推荐学生的名单,不禁让人感叹:怎一个快字了得!该校“文科生里他理科学得最好,理科生里他文科学得最好”的学生匡超成为了北大“校长实推”的第一个幸运儿。

两天就出炉推荐学生名单,南师附中的校长办事确实是有效率,但这种效率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校长了解自己的学生,推荐自然胸有成竹?还是为了争个“第一”匆匆上马?我们的希望当然是前者。

那么这位幸运的北大“校长实推生”又是何方神圣呢?按照北大当初推行该项政策的动机,他必定是一位难得的可塑之才咯。不错,幸运儿匡超确实是一个可塑之才,而且是不用校长推荐也能有能力考上清华北大的“牛人”。因为匡超“平时学习成绩好、学科竞赛搞得很好、学生活动能力强”。

北大“校长实推”给校长“举荐权”难道是校长们拿来“锦上添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觉得这项措施有没有都无所谓,等于是重复建设。如果“最牛作文”考生江海洋还在准备高考,恐怕也只好“望推兴叹”了,雪中送炭轮不到自己,只好看着别人锦上添花。


的确,推荐匡超也没有错,他也确实是一位人才,但他是个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考上名校的学生,校长的推荐多它不多少它不少,那我想问,本来大家看好的“举荐权”现在倒成了“锦上添花”的馈赠品,岂不谬乎?

切勿把北大“校长实推”的“推荐权”看成了北大给中学的一个指标。发现需要这一“推荐权”的学生需要用心去观察,就比如江海洋这样在某一方面有天赋和造诣却很难通过高考途径进入高校的的学生。因此,“举荐权”是一张为那些通过高考有困难的人才准备的一张“雪中送炭”的帮助牌,而不是“锦上添花”的马屁牌甚至提高名校升学率的救命牌。

看到这第一位“校长实推生”,感觉到并没有什么让人惊讶之处,一个有把握考上名校的好考生而已,南师附中如若真还没有发现需要这个“推荐权”的学生,大可不必这样拿来搞重复建设,万一高考后出现一个怪才,那是不是要向匡超收回这个名额呢?

校长“举荐权”不是升学指标,而是伯乐荐千里马的执照,希望校长们珍惜。并且建议,如果一直没有发现需要的人,不妨不用这张牌,或许这样才符合“北大校长实推制”的真正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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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真正可悲的不是在高校招生改革中发生腐败个案,而是所有大学只知按分数高低遴选“人才”,任由“一考定终身”的应试体制,捆缚住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

北京大学试行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制,本是一项直接关系到几十名应届高三学生去向的改革,竟然演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反对者众。这样的反响所夹带的大众心理、社会情绪,颇值深思。

其实,校长实名推荐制并不是新鲜事。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试行由中学校长推荐优秀生源的制度,已经搞了四五年,迄今似也并未曝出什么丑闻。北大所做的,也只是将各大高校与优质中学之间已在实际操作的通行做法,加以规范和明确、公开罢了。何以竟会惹来如此众议汹汹?

一部分原因是,事出“北大”——中国最顶尖也最引人注目的教育资源,也是国内高等教育改革中最敏感的“风向标”。北大招生改革的一小步,不经意间被人们迅速放大成可能动摇既有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平底线的一大步。

这样的推理和焦虑不无缘由。教育体制改革行进至今,那些在理论上正确或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的改革努力,移种进中国的现实土壤后有不少都“化橘为枳”。因此,尽管对于“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有诸多不满,尽管人人心疼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重、体质越来越差、创造力越磨越平,抱怨教育改革步伐迟缓,但高校招生若有新动向,整个社会的挑剔仍然多于支持。即以“自主招生”为例,试点高校都在社会议论下压力重重、左支右绌。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的改革勇气更显可嘉。凭借在国内高校中的地位,今天的北大本可从容静候每年高考后择高分录取,得到的生源大抵依然上佳。迎着质疑、指责而尝试改革,动机和目标恐怕只有一个:为了呼应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内在需要,选拔、培养真正富有创造活力的精英人才,办一所有个性特色的好大学。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其实是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探索中一个必然选择。在沾染了腐败的大环境里,如果没有中小学校长的充分职业化、教育家化为配套,推荐制或许会被个别人唱歪了调,但从学校到社会,需要做的是完善制度设计、加强监督,而不是因噎废食。

真正可悲的不是在高校招生改革中发生腐败个案,而是所有大学只知按录取分数高低遴选“人才”,任由“一考定终身”的应试体制,捆缚住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折磨全体中国孩子的身心健康。“捍卫高考这一仅存的纯洁天地”,如果要以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创新活力和精神价值为代价,牺牲未免太过巨大。

教育界人士或许应当清醒认识到:教育体制的深层改革,很难再有类似30年前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时那样一致叫好的情形。然而,要去除积弊,回答钱学森先生“中国教育为什么不出人才”的疑问,纵然阻力与风险再大,还高校以招生自主权的改革尝试也势在必行。

因此,在张大眼睛监督之外,也请多给高校招生改革一些鼓励的掌声。同时,也希望北大“身正为范”,能够经得起舆论的挑剔,让高校招生改革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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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自主招生中的创新尝试“校长推荐制”,甫一公布就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招致公众激烈的质疑——质疑焦点集中在“校长推荐会导致不公”上。北大随后公布了全国39所获得“校长实名推荐”资质的中学及其校长名单,从头开始就把“校长推荐”置于阳光下接受公众的监督,可这似乎并未消除公众的疑虑,“推荐会成为一种特权”、“推荐隐藏巨大不公”、“推荐会使教育成为权贵盛宴”之类的尖锐批评不绝于耳。 ?

北大肯定想到了“校长推荐制”会遇到舆论阻力,但可能没有想到,遇到的阻力是如此之大,那些痛恨应试体制、痛恨“考分决定一切”、整天炮轰“既有体制毁人”的公众,竟然会对高校致力于终结那种应试体制的尝试,怀着如此仇视和排斥的情绪——那些旧体制激进的批判者,这时似乎都转换成了旧体制铁杆的保守者,把那种致力于破除旧体制的改革尝试批得体无完肤。激进与保守,改革与守旧,创新与守成,面对陷入人格分裂的舆论和民意,改革者实在有点儿无所适从。

有识者点出了舆论在高招改革上人格分裂的关键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流淌一个血液,这个文化基因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对腐败的深深的忧虑。确实如此,人们痛恨应试,但更痛恨腐败;人们焦虑于应试毁人,但更焦虑于特权垄断资源,北大的校长推荐制,正击中了公众这种根深蒂固的、充满矛盾纠结的焦虑,于是,痛恨应试弊端的改革者们,这时都成了捍卫旧体制的保守主义者:学校不自律,民众怎么放心让你做主。

我很理解这种焦虑,对这种矛盾纠结、艰难决择的人格分裂充满同情,内心也对北大的校长推荐制在现实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异化和腐败担忧不已,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放任和放大这种焦虑,陷于这种受迫害者的焦虑情绪中,不相信任何东西,不信任任何突破努力,对任何改革尝试都施以这种怀疑。应试之弊人所共知,统考之害人人喊打,自主招生改革是改革的大势所趋——既然有这个基本共识,那么对那些推进这个共识的改革努力,有时候必须选择相信。只有给予改革者必要的信任,才能走出当下教育改革寸步难行的囚徒困境。


这是怎样一种囚徒困境呢?一边呼吁改革“一考定终身”所主宰的应试弊端,一边却又不信任改革者的改革尝试;一边呼吁尊重教育自主和大学自治,教育想自主了,大学想自主招生了,又对大学的自主能力和教育的自治力充满不信任——一种很有感召力、代表了多数人的声音是:不自主就很难让人放心,只有大学先自治了,教育能自主之后,才有资格去让人相信。可怎么样的教育叫自主,如何才叫真正自治呢?这本身就缺乏一个权威公认的标准;而且教育自主和大学自治的改革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难道等到舆论公认大学已经自主了才能相信教育、信任他们吗?又敦促教育改革,又不信任改革者,又呼吁教育自主又担心自主中的腐败,这就是困境。

走出这种囚徒困境,只有选择相信。教育改革要取得突破,舆论首先必须突破那种“给教育自主就必然会滋生腐败”的心理障碍。质疑和批判需要勇气,但有时候信任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只有相信,改革才能向前推进,一味地怀疑和否定,只能使一切停留在原地。

再回到校长推荐制上来,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从“可能变成校长特权”到“也许会成为权贵钻的空子”,评论家列举了许多——但这些批评,都只是抽象的批评和笼统的否定,都属于逻辑上的推理。北大这个制度刚刚推出来,还没有实施,你怎么知道就必然会产生那些问题?逻辑是逻辑,现实是现实,逻辑推理出来的问题并不一定会发生在现实中。

其实,北大为避免公众所忧虑的那些问题已经设置了许多防范措施:首先是实名推荐,实名就是提醒校长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职业道德,提高推荐的公信力;然后是校长推荐仅作参考,北大解释得非常清楚,不是说中学校长一推荐,北大就会录取,校长推荐的学生只是获得了参加自主招生的资格,还要参加笔试、面试等考察;三是只在少数中学试点,即使个别地方出现造假也不会影响公平——看不到改革者的这些努力,只是一味带着反感情绪、固定成见和那种“对腐败深深的忧虑”在逻辑层面进行批评,并不是一种有益的公共讨论态度。

设想各种最坏的可能对制度进行缜密的防腐设计是必须的,但不能纯粹靠想像、推理和成见去看待改革创新。很多制度要靠实践去试错,靠现实尝试去证明会不会导致腐败,而不能靠逻辑推理。明年招生中北大就要实行这个制度了,为什么不能等实行后,再在实行中通过追踪调查去考察,那些中学校长在现实推荐中到底有没有腐败,到底有没有成为权贵操纵的盛宴,到底有没有侵害教育公平,那时候再根据事实加以批评也不迟——毕竟这只是北大在很小范围内的一个尝试,北大也是带着“摸石头过河”的谨慎心态去试错。

在公开和透明上,北大已经做出了努力,舆论为什么不能也努力给他们一些信任?腐败是现实,但腐败下不能怀疑一切,坐着骂腐败什么也不干啊!就让我们以宽容试错的心态来审视“校长推荐”,彼此多一点信任,以此走出信任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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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北京大学通过媒体正式公布了其酝酿已久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方案。此消息甫出,坊间就质疑不断。但民间的疑惑并没有对北大实施该项举措的决心和具体做法产生丝毫影响,16日,该校招生办发布公告,全国39所中学获得北京大学2010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质。

其实北大通过媒体发布“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消息,本意并不在征询社会各界的建议,此前他早已开始相关步骤,所以消息公布刚一周,获得2010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质的全国39所中学就被公示了。这似乎也无不妥,毕竟北大有自主招生之权,这“实名推荐”举措,亦属自主之列。

但在中国,国家级高校乃典型的公共机构,属重要的公共资源范畴,因此北大的任何一项重大举措,理论上说都应该尊重民意的监督,不能我行我素。近日许多人继续对北大的上述举措予以批评,认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上大学不能保证公平。而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刚认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意义在于将教育公平置于“利益相关人”的监督之下,在于将以往的一些“暗箱操作”变为了“阳光操作”。不能武断地说,谢小庆的判断就毫无道理,但我想说的是,北大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当成一项“国际惯例”,并且形成一项长期且正式的制度性举措,是否走入了误区,有点矫枉过正?

实际上,凭知名人士的一纸荐书便可获得一流大学的招生面试资格,并非什么“国际惯例”,不过是国际上一些高校在招生活动中的一项非常举措。而北大却把它变成了一项“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大张旗鼓地“正式”实施。这其实颇为荒谬。


我认为,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和中学校长认为某位高中毕业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怪才、奇才或潜在人才,但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譬如高考)进入大学学习,遂出于惜才之动机而以自己的人格担保,向大学举荐该生,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对高考制度的一项“非常”之补救性措施,十分必要。然而,此做法却断不可被上升为一项“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它只能是一种制度“例外”,而非制度“惯例”。

我相信,北大对国外类似做法是有深入研究的。他们也深知,欧美的中学,很大部分属私立,私立中学并不承担国家的公共教育职能,其校长不是公务员,无需政府指派,不会被调来调去,没有多少指标约束,不存在政绩考核的问题,而且收入也大多不薄……因此他们相对而言就没有动机去弄虚作假或中饱私囊。但中国的情况如何难道北大就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些年,教育腐败的案例频出,北大有什么过硬的措施防止有推荐资格的校长不弄虚作假?

况且,从北大公布的名单看,那39所中学绝大部分设在沿海发达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北京更是占到了十分之一以上的推荐名额,且入选的四所学校,据称均系大名鼎鼎的重点中学。这无疑给人一种强烈的“不公”感觉。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样的不公,正是缘于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本身的不合理——北大错把“非常”当“正常”,把“例外”当“惯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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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校长推荐的都是些不用推荐、凭自身实力也能考上北大的学业优秀者,那这样的推荐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突破作用呢?

令人关注的北京大学“校长推荐制”名单揭晓了,结果全国39所中学获得北大2010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质。16日,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对这39所中学及其校长姓名进行公示。

从一开始的备受质疑,到现在的敲定最终名单,北大最终还是在争议声中将“校长推荐制”坚持下来了。纵观这39所中学,仍难打消公众心中的疑惑:为何江苏省就独占10所,而有些省份却一所都没有?为何获推荐资质的都是城市的中学,这是否涉嫌歧视农村中学,从而加剧城乡教育不公?

表面上看,公平、公开、公正,似乎仍是公众关注“校长推荐制”的焦点所在。诚然,北大将自主招生权直接交给中学校长,由中学校长来决定谁能直上北大,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在几乎同等的条件上究竟选谁?这确实关乎公平、公正的问题。但任何一项改革,最初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北大实行的“校长推荐制”,能否对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形成冲击,为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摸索出一条可行性道路,从而为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提供示范,这才是其改革的根本所在。

其实,和现在很多学校的自主推荐相比,北大的“校长推荐制”只不过是将其实名化、制度化而已,明确由校长推荐,量化到具体名额的分配。环顾一些世界名校的招生,多数都是采用推荐制,校长、教授、校友,以及学生本人,都可以推荐或自荐。我们的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已长达7年之久,但至今仍未取得社会认同,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各高校并没有根据自身特点,形成各有特色的人才选拔观,“偏才”、“怪才”仍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现有的自主招生也没有对高考形成突破,所谓自主招生不过是由“一考定终身”转换成“一面定终身”而已。


那么北大公示的这39所中学的校长,敢推荐“怪才”、“偏才”上北大吗?恐怕未必。其一,他们不敢拿自己的学校作赌注,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公信力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资质,因而他们宁愿推荐眼中的“好学生”,也不会拿“怪才”、“偏才”冒险;其二,北大自主招生的对象或许并不针对所谓的怪才、偏才,因为其自主招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学业优秀”。而按传统思维来看,“怪才”、“偏才”并不在学业优秀的学生之列。

倘若校长推荐的都是些不用推荐、凭自身实力也能考上北大的学业优秀者,那这样的推荐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突破作用呢?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校长敢推荐“怪才”、“偏才”上北大,校长推荐制就有意义,就是一种突破。而是说作为自主招生制度的改革,校长推荐制应该体现自主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属性。所谓自主性就要有打破惯例、拿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所谓公共性则要求高校在生源选择上兼顾公平性,比如向农村学校适当倾斜,向那些平时很难得到推荐上北大机会的非名校倾斜。

鉴于现行的考试制度和学校自主推荐存在着不少的积弊,一些高校实行的“联考”和“实名推荐制”都被视为高校自主招生的新尝试,以期形成涟漪效应,为高考改革提供参照。遗憾的是,从北大公示的校长推荐制来看,高校的自主招生目前还难以走出应试教育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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