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子女都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做官，这样的官员被称为“裸官”。“裸官”以“裸”留退路，在问题有暴露迹象时，往往毫无牵挂地溜之大吉，这是舆论总结出的腐败规律。对“裸官”现象的讨论一直停留在舆论层面，不过深圳现在开始注意了，并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提出：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新华社11月26日）

显然，深圳此举是想利用自身立法权限尽可能地对“裸官”进行防范，通过控制权力而将“裸官”的危害降到最低。

事实上，法律并没有“裸官”这一说法，没有对“裸官”有所限制。其一，官员家属虽因与公权力的关系而有特殊性，但他们也有一般公民所有的自由迁徙权。其二，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也算不上什么道德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公民移居海外十分正常，跟爱不爱国、忠不忠诚、崇洋媚外与否没有什么关系。其三，“裸官”只是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所有“裸官”都有腐败问题，并不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都为了给腐败留退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裸官”进行防范，而无法禁止。

注意到腐败案件暴露出的制度问题，并及时补上漏洞，在制度上防范“裸官”，深圳这种敏感的补漏思维很值得赞赏。不过，一刀切地规定“裸官”禁任正职和重要部门班子成员，不一定就能防范得了“裸官”，这也暴露出反腐部门在防范腐败上缺乏有针对性、能精准打击的制度。

其实，可以从多个方面很正当地对“裸官”进行防范。移居海外需要充足资本和大量资金，可以通过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对其财产来源进行调查；可以对这样的官员进行重点监督，通过财产公示制调查其财产，并完善制度防范“裸官”外逃。反腐败需要这样的精确怀疑和有针对性的防范，对于“裸官”，查出来有问题就不让其担任任何职位；而经过调查没问题的，就应充分信任，一视同仁地对待。

放在现实语境下，防范“裸官”也事出无奈。很多地方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形同虚设，所谓的“财产申报”只是“合法财产申报”，无法判断其子女迁移国外花的来源是否正当。权力监督机制存在极大漏洞，无法防范官员的权力滥用，无法判断“裸官”是否在为腐败留后路——此时，只能对“裸官”进行一刀切的约束。

而“裸官”不担任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也不必然减轻腐败的损失和影响。最著名的“裸官”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担任的就不是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可他的腐败一点儿也不比其他腐败差。在滥用权力方面，副职与正职的危害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再说重要部门就是“腐败高发领域”——其实不然，从银行到环保部门，从卫生局到高校，如今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部门，腐败发生率和涉案金额一点也不比那些“重要部门”低。比如教育这个过去的“清水衙门”，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如今这个领域的腐败一点也不比别的领域少。

治理“裸官”，需要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配偶子女情况公示制、防范贪官外逃制度等的精确治理，而不是盲目一刀切。更重要的是，“裸官”并不是反腐重点，遏制所有腐败才是最重要的，“裸”只是一种可能的腐败信号，是腐败的结果。盲目地禁止“裸官”无益于深入地防范腐败，只不过起到“别把贪的钱转移到国外”的逆向暗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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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也就是“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昨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颁布实施。（11月26日《晶报》）

不指望“裸体官员”能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深圳“两个规定”的出台很有必要。因为从普遍意义上来讲，一个时刻准备叛逃的官员必定不是什么好官。

公民因求学、经商、投靠亲属等正常原因在国（境）外定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无可厚非。唯独官员及其家人在国（境）外定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却往往为社会所诟病。

公民可以无罪推定，但官员必须“有罪推定”。曾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如果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脚踩两条船，身穿救生衣，随时准备弃船而逃，适彼“乐土”，作逍遥游，会严重打击国民士气。政治忠诚置之脑后，不义之财移诸他国，重大决策随意而为，断非国家之福。

早在本世纪初，国家有关部门就多次发布贪官外逃的统计数据。2005年的数据是：我国共约4000余贪官外逃，累计卷走国有资产约500亿美元。无疑，外逃贪官中，“裸体官员”占优势绝对数。

裸官往往采用“分步出逃法”：先以种种名目，将妻子儿女和情妇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一旦贪官外逃，有关部门再想抓捕回来就难了。

深圳“两个规定”的出台，也是有其大背景的。今年9月的中纪委十七届四中全会，就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了一系列部署，明确要求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深圳“两个规定”着力加强对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的监督，并将事前防范、事中管理和全程监督有机结合的做法值得推广。针对新形势下官员腐败出现的新动向，我们应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特别是把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无疑是必要和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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